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1900—1974）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中的一段关于他1933年途经潮安（潮州）进入中央苏区亲身经历的回忆，对了解潮州在红色交通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极大的帮助。

20世纪30年代前期，潮州党组织和人民在中共中央建立的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到达瑞金的红色交通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容抹煞、不可磨灭的功绩。一个个党的领导干部，一份份党的重要文件，一批批苏区急需物资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通过潮州境内的铁路和韩江水路，通过潮州秘密交通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交通局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采取得力措施，开辟从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进入闽粤赣边苏区和江西苏区瑞金的地下红色交通线。闽粤赣苏区特委及其所属的党组织，积极地配合中央交通局，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中央交通线的建立，对于沟通党中央及白区党组织同革命根据地党组织之间的信息来往，及时传送往来文件、书信和通报敌情，对于护送干部和输送物资，以及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从1930年冬到1933年，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安全护送进入中央苏区的重要党政军负责人就多达200余人，其中有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云、博古、任弼时、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杨尚昆、陆定一、瞿秋白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等；还为中央苏区输送千吨以上的药品等紧缺物资。（参见林天乙：《中共闽粤赣边区史》第86－9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6月。）

1930年冬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由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上海经这条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除了重要领导干部200多人外，还有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苏区以外的代表、留学生、无线电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进步人士数以千计。可惜像李德写经潮州进入中央苏区这段经历的回忆录的人极少。李德这篇回忆录虽然涉及潮州的内容不多，但却为研究潮州在秘密交通线上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和线索。

李德的《中国纪事1932—1939》在中国翻译出版两年后，（余）益奋竟在《党的生活》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上发表的《中央苏区的门户——青溪交通总站》一文称：“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经过韩江进入中央苏区。（大埔）青溪站事前得到上海的通知，待李德的船到达汕头时，我们已派了两条小帆船在码头等候。李德被引带到小帆船上，两只小船一前一后，沿韩江向潮安方向北上……”不经过潮州市区，溯韩江直上青溪。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21年4月首播的32集电视剧《特殊使命》中以李德为原型的“洋顾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一些情节，也受益奋这篇文章的影响，接“洋顾问”进中央苏区途中，大埔交通站与汕头交通站直接联系，与潮安交通站和潮安交通员毫不相干，只是过境潮安而已。有了李德的回忆录，所谓大埔青溪站事前得到上海的通知，到汕头接李德的所谓史实及其虚构的惊险动人的细节不攻自破，潮州在这条交通线上的地位和作用得以显现。事实上，大量关于红色交通线的文章都没有提及潮州交通站及潮州路段的作用，顶多一笔带过，甚至连中共汕头市党史研究室、中共潮州市党史研究室和揭阳市史志办公室三市合编的，1998年6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潮汕地方史》第167页也是这样写的：“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这条交通线成为通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红色交通线与潮州无关。

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社，1980年）第二章，“在中央苏区”写道：“1933年9月底，我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海轮把我（从上海）带到汕头……我们（指李德和护送他的姓王的中共保卫机关工作人员）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了（引者注：当时粤军第三军军部就设在潮州城）。我们步行离开城市，向韩江河畔走去……我们到达了韩江，另一个联络员（长征途中牺牲）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青天白日码头）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的声音。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参见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第40—42页。）

李德的叙述非常清晰，他去中央苏区，与从上海出发一路护送李德到潮安的姓王的中共保卫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在汕头乘（火）车到潮安，在西门火车站下车。他俩没进潮州城，而走郊区（现在的城基路一带）。当时李德扮成考古学家，逃过了国民党军警的盘查。到达了韩江河畔，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王匆匆与他告别。新的交通员把他引上小船，在小船船舱里呆了两天两夜，晚上小船由一艘轮船拖着，向上游驶去。沿途几次受到盘查，却安然无恙。可见，李德是从汕头乘火车到潮安的。当时，对李德这样的重要人物，党中央对他的护送必定是采取最高警卫级别，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万无一失。从李德的回忆可知，潮安交通站事前已接到上海关于李德来潮的通知，并做了充分准备和周密安排。选派接他的小船和护送他的人员，一直耐心等待了两天两夜才找到出发的最佳时机，考虑到李德是外国人，语言不通，不容易化装，而水路敌人戒备森严。据卢伟良回忆，当时韩江沿河地方市镇都有敌人警卫队的设立，每艘轮船都有十多个随船军警，等一开船即行检查。为了保证李德的安全，只好委屈他藏身狭窄的船舱。很明显，潮安同志护送李德前往苏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团队行动，靠交通员一个人是无济于事的。李德搭乘小船的船主、船工都是可靠的秘密工作者，轮船上也有我们的同志，才能应对三番五次粗暴的盘查和险情，安全到达目的地。李德这段经历就是一批又一批经潮安去苏区同志，在潮安党组织和人民的掩护下顺利通过潮州到达大埔的缩影和写照。

当时筹划并建立汕头交通站的当事人之一黄玠然（1901—2004，1929年他接替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说，“汕头交通站的建立，周恩来同志曾亲自过问，决定要慎重使用。这个交通站的设立，据我记忆，那时特科领导人顾顺章是知道的，所以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这个交通站也就撤销了”（陈显强《访问黄玠然同志谈话记录》，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红色交通线》，1986年）。就是说，汕头交通站只存在几个月时间，1930年冬起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这个交通站就撤销了。

李德在汕头一家欧洲旅馆过夜，并无汕头交通站人员接应。而其他从上海远道而来的同志，绝大多数人没在汕头停留，而是直接搭乘潮汕铁路火车，一般经过1小时18分钟的车程到达潮州，然后在潮州乘船去大埔，再经大埔进入中央苏区。在潮州停留多长时间，住宿潮安交通旅社或者其他旅店，或者隐蔽在什么地方（如李德就藏在停靠青天白日码头的木船的船舱里两天两夜），乘坐电船还是由电船拖着的木船，根据安全第一的原则确定，因人而异。李沛群（1908—1991，原闽西交通大站主任，当时的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交通员之一）写于1963年10月的《在中央交通局工作》、写于1980年的《关于中共中央交通局从上海到闽西苏区的交通路线情况》和发表在汕头市《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一期的《红色地下交通线的汕头交通站》等回忆文章，记述的内容大体相同。这就是，“从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闽西苏区这条地下交通线，是没有公开的，就连省委也不一定清楚。这是一条绝密的地下交通线，是归中央直接管的。当时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与红军，要把白区工作的干部，调60%到苏区去。这些干部有些是经香港去，有些是直接从上海搭船到汕头，经潮安上大埔转去闽西。搭乘从香港或从上海到汕头的船的人，进入妈屿口上岸，一般可以不在汕头停留。上岸后即可坐人力车到火车站去搭乘往潮安的火车（那时汕头去潮州有火车，相隔一个钟头左右便有一趟），再从潮州搭船上大埔，很方便，在汕头停留反而不安全。那时搞地下交通经常强调“工作第一，安全更是第一”。机关破坏了，人员牺牲了，没有人还谈什么工作？这是极为浅显的道理。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入苏区的同志可能有上千人，但是经过汕头交通站接送的人极少。因为一般是不用在汕头停留的。”

经潮安的红色交通线，穿越国民党统治区，冲破白色恐怖的重重艰难险阻，纵横驰骋，运作自如，畅通无阻，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唯一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交通线。它从1930年冬建立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撤离中央苏区几年里，成为从上海党中央所在地通往江西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转移和保存一大批党和红军的精英，向中央苏区输送无线电等专业技术人员等方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沛群的多篇回忆文章证明，“经过汕头交通站接送的人极少”。当时从上海到汕头乘船大约花两天两夜时间，从上海到香港乘船约三四日到达，香港折回汕头17小时左右。进入中央苏区上千人中的绝大多数同志长途跋涉，连日海上颠簸，必定在第一个落地点——潮州用餐、午休、住宿。事实也是如此。例如：

周恩来1931年12月进入中央苏区，是从汕头乘坐火车经潮州再坐船到大埔的。李沛群发表于1980年《广东文史资料》第28期的回忆说，1931年12月21日（或22日），周恩来同志从白区回到苏区，由中央交通局负责人之一的肖桂昌同志护送从上海到达福建汀州中共闽赣粤边区省委。他坐潮汕火车到潮安。当时周恩来同志商人打扮，肖桂昌同志和另一交通员小黄华扮成他的同行者……火车全程只有几十公里，很快就到潮安了。他们在潮安吃过午饭，乘下午二时开往大埔的电船，他们买的是电船尾的小厢房票，上船后就关上门休息。

    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编写的《刘少奇传》，以翔实可靠的资料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刘少奇传》写道：“……刘少奇从上海出发，先乘船到广东汕头，同地下交通员接上头，然后由交通员带领，从汕头坐火车到潮安，再从潮安换乘小轮船……”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策划、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红色作家王国梁撰写的纪实文学《千里血脉——中央秘密交通线探秘》一书，就记述了刘少奇夜宿潮州交通旅社。（转引自《潮州日报》2022年2月11日第07版。）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弼时年谱》和《陈云年谱》记述，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1931年3 月15日离开上海后坐同邮轮经香港转汕头，再奔潮州，沿韩江内河轮北上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1月17日，陈云同博古由上海出发，1月18日抵达汕头，次日坐火车到潮安，换乘火轮，沿江北上去中央苏区。

杨尚昆亲口说他当年经潮州进入中央苏区，并住宿于（潮安）交通旅社。1996年1月23日上午，时任潮州市公安局警卫科长谢树荣参与杨尚昆同志莅临潮州考察的警卫工作，在潮州涵碧楼聆听了杨尚昆同志回忆经潮州往中央苏区的经过。尚昆同志说他从上海到汕头，然后来到潮州，从潮州乘船到三河坝（参见2021年12月，《潮州文史资料》第41期，第19—20页）。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2019年3月印制的《潮州市红色文化名片》第46页写道：“1996年1月23日，原国家主席杨尚昆视察潮州，在潮期间他也提到1932年（应为1933年1月初）秘密进入中央苏区时住宿于（潮安）交通旅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三（1906—1990）回忆：“1931年的春节过后，组织通知我和伍云甫（解放后任中央监委委员，现已去世）、涂作潮（后在四机部工作）进江西中央苏区，加强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大约在这一年的二三月，我们三人从上海坐轮船去香港。记得从香港坐船到汕头，没有在汕头停留，便坐当天的火车到潮州，在靠近江边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轮船沿韩江溯河而上。”（参见《访问曾三同志谈话记录》陈显强整理，1986年2月）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培南（1905—1993）在《四年交通工作纪实》回忆：“在南方，有一条经汕头、潮州、大埔，通过赤白交界地区进入瑞金中央苏区。我去中央苏区，在交通同志带领下，首先从上海乘轮船到汕头，再乘火车到潮州，然后搭乘汽船沿韩江上行大埔。1933年10月10日到达瑞金。”（上海人民出版社《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四期。）

著名电影演员石联星（1914—1984）在《1932年我是怎样进入苏区的》一文中写道：“我们从上海起程，除带简单的衣服外，最主要的是带了两木箱红旗，这是上海工人亲手绣给苏区和红军的礼物。我和孔在上海坐船，拂晓时我们胜利到达旅途第一站——汕头。第二天我们带着这两箱红旗乘火车到了潮州，后又乘船到大埔。从上海——汕头——潮州——大埔——汀州（长汀）——瑞金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曾经安全护送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任弼时同志，还有谢老、何老、博古等同志，交通线上的每个战士为党为人民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呵！熊志华同志说这条交通线敌人未能破坏，是我们自己在1940年自动撤销的。”（《时代的报告》1981年第2期。）

……

而李德的“潮州之旅”更能从中窥见潮州党组织、交通站是如何费尽心思掩护、确保他安全进入中央苏区的。从李德的回忆可知，李德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路上先后有两个交通员护送：一个从上海护送到潮安，一个从潮安护送到中央苏区。前者，“姓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曾在基督教教会学校读过书，在冯玉祥军队中担任过牧师，后来成了共产党员。这里附带说一下，1937年我在延安又见到了他，他在中央新闻部门当翻译，另外还担负一些保卫和联络任务，例如1936年在西安他给埃德加•斯诺同邓发接上了关系。”（引自《中国纪事1932—1939》第41页）。李德说的这个姓王的交通员，就是在当年白色恐怖的特殊环境中数次出入苏区、屡建奇功、身为共产党员却又有着牧师身份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董健吾。董健吾（1891—1970年12月25日），别称王牧师，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同时还教冯夫人及孩子学习英语。1927年由刘伯坚和浦化人（曾用名张培林，1887—1974）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被称为“红色牧师”。 后者，从潮安护送李德到中央苏区的交通员，参加长征，在长征途中牺牲了。李德该回忆录成书于1973年，由于年代久远，忘了潮安这位交通员姓甚名谁很正常。交通员牺牲了，名字忘记了，这也是潮安交通站接送李德没有留下历史资料的原因之一。我们不知道这位交通员是谁，但知道潮州交通站有位交通员护送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并参加长征。还有李德上述提到的几个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中央保卫部门为什么将两个交通员交接的地点选定在潮州？护送李德的两个交通员为什么能够实现无缝对接？此前潮州交通站是如何与上海方面沟通联系的？为什么刚刚见面，董健吾就放心将如此重要的人物交给潮州的交通员，匆匆告别？为什么一到潮州，第一时间就有人来接李德，把他引上小船？董健吾是如此重要人物，潮州交通员又是什么身份呢？潮州交通站在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究竟占据什么地位？等等。

从李德的“潮州之旅”可以窥见潮州党组织和人民在红色交通线上的重要地位和贡献。潮州党组织和人民善用智慧、善于保密，用最小代价，确保了红色交通线潮州段高效运行并且从不出事，却无功无名。幸好，李德晚年留下了《中国纪事1932—1939》，留下了一段关于他1933年途经潮安进入中央苏区亲身经历的文字。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不然，潮州在这条交通线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能被尘封、被湮没。此可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隐者无微微之名！

（作者：谢锦澍）